“文蔚生来是带着使命的人”。文蔚的大学同学常这样调侃。在他们看来，文蔚与那个强调个性解放的大学时代格格不入。

　　那是1996年，大学校园里的女生装扮前卫，男生内心躁动，连老师都跟自己的学生半开玩笑得说：“大学，就是用来谈恋爱的。”

　　但周遭的一切都与文蔚无关，她始终过着“早起去操场读书，晚归在友寝画画”的生活。大学四年，她给整栋楼的人都画过一遍速写，还办了美术学院的首场学生个人画展。绘画以外的领域，文蔚显得很迟钝。她不擅长户外运动，性情打扮像男孩子，甚至没有谈过一次恋爱。

　　特立独行的性格与优异的表现为她在同学中赢得了强烈的存在感：“如果教室里少了点东西，可能看不出来。文蔚不在这个教室，就会显得很不自然。”

　　“只有能进入我内心的东西才值得关注，其他的都是过眼烟云。”独有绘画在文蔚心中牢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文蔚的父亲文毅是她的国画启蒙老师。文毅念过私塾，在女儿五岁时就指导她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记诵一些国学经典，包括《道德经》。这两本书是她文脉的基石。

　　“中国画的根源在哲学。它是浑然一体的，是画者内心的自然流露。研习中国画是一个由技入道的过程。”文蔚将《道德经》奉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之作，她手边总会有一本做满了批注的道德经。在她看来，这种哲学的核心信条是“归于自然”，国画则是她修身求道，追求至善的途径：“我对国画的感悟，就是对道的理解。”

　　这种信仰在文蔚幼时的吟诵声里扎下了根。父亲的启蒙教育，让她与国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　　离家多年之后，文蔚将父母接来北京一直同住：“父母感觉我就在他们身边，很温暖，他们觉得比较圆满，我心里也踏实了。”

　　另一个影响文蔚创作生涯，也彻底改变了文蔚人生轨迹的人，是著名画家崔如琢。

　　2003年，文蔚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，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，她与一群同学到崔如琢的画室参观。在此之前，崔如琢已经“刷”掉了好几批慕名而来的学生。

　　在画室里看到崔如琢的作品时，文蔚感叹：“老师的画很得苦禅先生的真传。如苦禅先生所说，最大的力量打进去，现在是最大的力量打出来。”

　　一旁的同学纠正道：“这话是李可染先生说的。”

　　“这也是苦禅先生的意思。”崔如琢插话道。

　　文蔚被相中了。

　　文蔚再回首那时情景，常常后怕，“正是这样偶然的开场成就了我和崔老师的师徒缘分，让我成为他追随十多年的学生。”

　　十多年过去，文蔚已然是崔如琢最钟爱的门生。在文蔚的画展上，崔如琢曾盛赞她“幼承家训，禀赋过人。从余学画多年，画风由纤丽而转雄浑，渐开新面，画界同道均有目共睹。”老师出席各项活动，镜头里总会有她伴随左右。崔如琢的个人艺术馆“静清文苑”，也由她一手创办。

　　“我和崔老师的缘分很深，我是他思想和艺术的传承者和践行者。”文蔚说，“我的父亲是我的生父，但崔老师是我灵魂的父亲。”

　　一开始，许多人还不知道以要求严格着称的崔如琢收了徒弟：“有些人一直把我当成老师身旁的小童子。”

　　直到这位“小童子”画出了让人叹观的丈二山水。

　　作画用的一丈二尺宣纸，竖直立起，比普通住宅的一层楼还要高。少有画家能在这样巨幅的纸张上做到“铺舒为宏图而无馀，消缩为小景而不少”。崔如琢也感叹：“在中国美术史上，女画家画这么大的画，我的弟子文蔚是第一人。”

　　对外人而言，这个转变显得很突然。但对文蔚来说，这却是个厚积薄发的结果。

　　“艺术家所有的画都是自画像。画如其人，有什么修养和性情，一点都不能掩盖。”过去，文蔚的作品以仕女居多：“算是自娱，表现的都是闺中闲愁，也是内心体现。”在画山水时，才感觉“贯通了一直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积累”。文蔚觉得“厚重、博大、生机勃勃、充满积淀的山水画更能表达中国”。不少人也说他的山水画“像是出自男人手笔”。

　　文蔚内心有着丈二山水磅礴的气势；在平日中一如既往的婉约随顺。恰如她的手温婉超然的仕女。

　　这个被外人评价“了不起”的成就，只是文蔚修行的一个阶段：“我还年轻，仍然需要太长的时间。”她仍会为老师同她不断提起的终极理想——“‘超越毕加索’，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”——而感到激动，并将之视作一面仿佛在远方猎猎作响的旗帜。

　　她还记得老师的告诫：“做艺术的人是需要献身的”。文蔚一直走在属于自己的朝圣之路上：“我从未脱离我的母体，我的母体就是我的艺术。”

作者：肖亚洲（清华大学新闻系学生）